年少时,我喜欢去游戏中心玩赛车游戏。因为那可以不用面对后果,撞车既不会被送进医院,也不需要金钱赔偿。后来长大了,自己驾车外出,才明白了安全的重要。于是,连玩游戏机都很小心,尽量避免碰到别的车,这样即使最刺激的赛车游戏也变得乏味直到和她坐上FTO的那夜。 一凡说:好了不跟你说了导演叫我了天安门边上。 到了上海以后,我借钱在郊区租了一个房间,开始正儿八经从事文学创作,想要用稿费生活,每天白天就把自己憋在家里拼命写东西,一个礼拜里面一共写了三个小说,全投给了《小说界》,结果没有音讯,而我所有的文学激情都耗费在这三个小说里面。 当年冬天,我到香港大屿山看风景,远山大海让我无比激动,两天以后在大澳住下,天天懒散在迷宫般的街道里,一个月后到尖沙嘴看夜景,不料看到个夜警,我因为临时护照过期而被遣送回内地。 或者说当遭受种种暗算,我始终不曾想过要靠在老师或者上司的大腿上寻求温暖,只是需要一个漂亮如我想象的姑娘,一部车子的后座。这样的想法十分消极,因为据说人在这样的情况下要奋勇前进,然而问题关键是当此人不想前进的时候,是否可以让他安静。 在以前我急欲表达一些想法的时候,曾经做了不少电视谈话节目。在其他各种各样的场合也接触过为数不少的文学哲学类的教授学者,总体感觉就是这是素质极其低下的群体,简单地说就是最最混饭吃的人群,世界上死几个民工造成的损失比死几个这方面的要大得多。 这就是为什么我在北京一直考虑要一个越野车。 当年春天即将夏天,看到一个广告,叫时间改变一切,惟有雷达表,马上去买了一个雷达表,后来发现蚊子增多,后悔不如买个雷达杀虫剂。